印度，这个有着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国南亚继承人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地区拥有第三世界中最先进的工业体系：铁路的总长度、钢铁生产、发电能力和产业工人的数量均大幅超过中国，领先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

1949年，印度的钢铁产量几乎是中国的十倍。

1955年，万隆会议举行，尼赫鲁一边牵着中国，一边与马来西亚并肩，神采奕奕，仿佛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也是亚洲追求工业化的国家的引导者。

在1950年代末，印度的工业化初步成果显著，鲁尔克拉和比莱钢铁厂相继建成，产量达到百万吨级，自主品牌汽车也开始下线，使其跻身全球十大工业国之列。

印度人深信：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跻身亚洲顶端，与美苏三国平起平坐，无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然而，理想虽美好，现实却相对残酷。印度在1962年边境战争中遭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导致其全球政治影响力大幅受损。同时，其经济竞争力也被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所超越，而已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更是让其望尘莫及。

那么，拥有先发优势的印度为何未能实现工业化？在中美欧日即将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之际，印度仍在努力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导致印度在20世纪工业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第十经济观察室将探讨印度的自然条件与工业化历史，以期为大家解疑。

先天不足的山川禀赋

先天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影响巨大，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对印度的印象与中国相似：资源丰富、矿产众多。但实际上，印度的农业面临着严重的先天不足；而与同等规模的国家相比，印度的矿产资源显得尤为匮乏。

印度大陆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降雨分布十分不均。在7到9月期间，几乎积累了全年降水量的90%，且降水量非常丰沛，远超农作物的正常需要；而在其他时段则很难见到雨水。

这使得印度的主要粮食生产区域——恒河大平原在雨季时常常遭遇洪涝灾害，而在干旱季节又面临缺水困境；更令人担忧的是，恒河大平原位于高温热带地区，土壤中的有机物分解迅速，因此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

与中国的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平原降雨均匀、气温适宜相比，印度平原在自然条件上有所欠缺，全年只能种植一季作物，亩产量仅为中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因此，尽管印度平原的总面积大于中国，但其粮食的总产量仅约为中国的一半。

印度农业的先天缺陷，是古代印度分裂时间超过统一时间的关键原因。主要位于平原地带的印度王朝，农耕水平相对较低（与中国相比），其实力不足以深入南部地区。即便成功抵达，统治也难以保持稳定，无法持久。

因此，南亚历史上出现的统一大王朝，如孔雀、贵霜、笈多和莫卧儿等，基本上都像昙花一现，而所谓的统一，其周边领土大多数实际上是类似附属国的地方势力。

中央集权的统治始终未能实现。这使得印度各邦林立，小型文化和民族圈层层叠叠，造成了小圈层之间的争斗，对印度独立后的工业化目标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创伤（本文最后将详细探讨）。

印度的矿藏不能说是缺乏，但考虑到其10亿人口，这些资源显得相对匮乏。

印度的石油储备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煤炭储备为中国的一半，铁矿储备占中国的60%，铜矿仅为中国的七分之一，此外，印度几乎没有钾盐（钾肥的重要原材料），而中国的钾盐储量达到3.6亿吨。

矿藏的匮乏无疑对印度的工业化造成了重大影响。在1990年之前，中国尚能出口石油、煤炭、铁矿等能源矿产，以此换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先进设备，而印度自始至终就需要依赖进口石油和煤炭。这种进出口的模式加重了印度工业化的负担，尤其是在重化工业方面。

在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在你想要批评他人的时候，请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你所拥有的优越条件。”

当我们看到印度面临粮食生产不足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时，常常将原因归结为人种懒惰或文化衰退，但是否考虑过由于印度的自然条件欠缺所带来的重大不利影响呢？

当然，有人会认为，日本和韩国的先天条件本就不够，但他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了工业化的成功。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印度在工业化方面的后天奋斗。

印度国民党的‘绅士’革命

实现工业化的首要前提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20世纪前半期，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和反帝国的革命浪潮，苏联和中国通过武装革命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印度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选择了“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的革命 path。

国大党领导了印度的独立运动，其性质与四一二前的中国国民党相似，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所谓开明地主的利益。同时，它也团结了印度共产党和农工等左翼力量，其政策中也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

宪法明确指出：印度是一个主权的、世俗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的重创，英国的全球统治力大幅削弱，日不落帝国的影响力下降，印度因此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下获得了独立，并继承了大英帝国在南亚的政治遗产与工业发展。

这场从容而有礼的革命，被称为“绅士革命”或“轻松革命”。它的优点在于避免了流血事件，确保了国家政权的平稳交接；而缺点则在于未能彻底清除印度社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落后阶层，反而导致这些人群大规模地进入了执政阶级，成为后续印度社会改革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阻碍和潜在隐患。

蜗牛工业化

印度在独立之后，受尼赫鲁的领导影响，模仿苏联，启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实施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6年印度的工业政策决议规定，基础工业、战略工业以及公共事业将由政府掌控，而私人企业则在国家的指导下进行发展。这与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国家（计划）资本主义非常相似。

因此，印度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推动工业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国际环境，外国的援助也源源不断，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提供支持。

亚洲顶尖的百万吨级鲁尔克拉钢铁厂，由德国克虏伯集团投资建设；杜加普尔钢铁厂则是由英国钢铁制造集团提供贷款支持，而比莱钢铁厂则由苏联协助建立。

印度蓄势待发，行动迅速如猛虎，但当人们看到最终的结果时，却感到震惊不已。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国有企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4.5%，而在尼赫鲁执政时期，这一比例更是低于15%。

在1980年之前，印度的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保持在25%以下，而中国在1980年时这一比例已达到48%。到2018年，印度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仍未超过30%。

农业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通常呈现为：首先，工业产值显著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接着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转向商业化，最终导致第三产业的繁荣，工业产值的比例逐渐下降。

从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来看，在尼赫鲁及其女儿英·甘地的执政期间（1947-1984），印度在国家（计划）资本主义政策下的工业化成果十分不佳。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1969年之前，印度并未实施大型银行的国有化，14家最大的私营银行掌控了全国85%的存款和84%的贷款。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设定了宏大的工业化目标，但其执行手段——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同时，私有银行的存在使得印度政府无法有效地掌握资金流向以推动其计划的产业发展。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工业化进展如此缓慢呢？主要有两个主要原因：

在尼赫鲁和英·甘地时期，印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力过大，尤其是像塔塔集团这样的财阀的存在，许多私人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对重化工业的投资意愿不高，他们更倾向于进军回报率较快的消费行业（如微轻工业）。这导致了稀缺的资本未能有效流向重化工业。同时，对粮食、糖、棉花和布料等消费品的价格不加限制，放任其自由化，结果使得大量资本流向了商人和上层精英的口袋。这些阶层为了追求享乐，过度依赖进口奢侈品，导致大量外汇和宝贵的再投资资本被浪费。

2. 印度的土地改革未能坚持到底，最终功败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们必须明白，要使一个大国成功实现全面的工业化，首要步骤必然是进行农业土地的改革。

对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需要庞大的资金、全职的产业工人以及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这些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必须依赖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更少的人力和更短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在重化工业为农业提供廉价机械、化肥和先进种子之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主要依靠以下策略：

A、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位农民，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耕地，从而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更合理资源配置。

B、集约化生产：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聚集集体力量，建设水库、灌溉渠等农业基础设施；整合农民的零散资本，进行机械采购、肥料和种子的研发以及资本借贷等大规模投资，实现农业资本的自我积累。

C、减少地主和高利贷者等依赖农业收益的阶层，使更多的剩余资本能够流入工业和农业的再生产。

印度独立之后，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然而，由于国大党作为执政党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且其官僚大多数来源于高种姓的地主集团、企业家和商人，因此几乎没有来自农民的代表。

因此，尽管国大党在印度独立的过程中，以联合工人和农民为名声称要进行土地改革，但在实际执政后，政策却发生了变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称作柴明达尔制，在这种制度下，柴明达尔（地主）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管理的，作为税收的中介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另一类是自耕农田，享有世袭的所有权。

印度农业土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回购柴明达尔管理的土地，允许他们保留自家的耕地。

然而，由于政策的执行者本身就是柴明达尔阶层，再加上面临印度右翼政党的激烈反对，他们利用司法系统进行抵抗（声称政府侵犯了个人财产权，进行低价收购等），使得农地改革持续了超过10年。这给了柴明达尔们充足的时间去扩大自营地，肆意侵占本应属于国家的土地。

最终，政府仅收回了1.7亿英亩的土地，约占总耕地的48%。改革之后，仍有25%的农户一块土地都没有，另有25%的农户仅拥有1%的土地。而拥有超过1000英亩的地主依然屡见不鲜。

尼赫鲁所提倡的合作社由于遭到富农和大地主的反对，无法得以实施。

印度的农村地区依然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犹如一盘散沙，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推进。

工农业恶性死循环

农地改革未能完成，导致印度农业效率始终未能迅速提升，无法有效地将资源（资金、全职劳动者、剩余粮食）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缓慢，使得农业效率也难以得到提升，从而使印度的工业和农业相互制约，陷入了恶性循环。

更为离奇的是，印度农业在某些年份甚至无法自给，必须依赖大量粮食进口来满足需求。在1961到1966年期间，印度共进口了2500万吨粮食，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外汇，还导致印度的外债激增（由于工业资金短缺，印度也不得不向外国借款）。

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总额已达到350亿卢比，财政收入中约20%被用于偿还债务，国内经济状况持续下滑，国家开始依赖欧美和苏联的支持。

弃难求易的绿色革命

为实现粮食自给，印度在1965年后开始实施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的策略主要是停止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而是通过机械化、优质种子和肥料来提高产量。

然而，机械设备、优良品种和肥料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印度只能一方面向欧美国家寻求农业贷款，另一方面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土壤肥沃且能快速见效的区域。

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农业资金，仅能惠及300万地主；然而，拥有小块田地的农户却超过4900万。

印度的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工农业发展区域。然而，广袤的内陆地区依然无法有效提升农业效率，人口和消费需求仍未获得释放，工业发展始终未能形成强有力的规模。

剑走偏锋的互联网革命

当尼赫鲁的外孙、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为印度总理时，他意识到印度的工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同时，全球互联网革命如火如荼，拉吉夫·甘地呼吁：利用计算机将印度引入21世纪。

拉吉夫·甘地认为，印度在高等人才的数量上位居全球第三。为了跟上国际潮流，确实不难。拉吉夫的互联网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今，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全球第五大软件大国，这一切离不开他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然而，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73%的文盲比例使得当时的印度在强调高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对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效果有限，并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如果尼赫鲁（1947-1964年在位）未能彻底推动农业的发展，那么英·甘地（1966-1984年在位）则在绿色革命中偏离了轨道，放弃了全面提升印度农业的战略。拉吉夫·甘地（1984-1989年在位）又一次走上了偏离之路，将工业和农业交给自由市场，希望通过互联网实现快速赶超，但最终却是舍本逐末。

这正是由于印度未能彻底消除封建生产关系、结束土地革命，以及执政阶层面临强大保守势力的大背景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同时也是印度历史上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国内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卷入竞争所导致的结果。

印度国内存在十四个语言群体（均声称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还有占总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群体，以及三千个在婚姻上有联系的种姓集团，这些群体都以狭隘的忠诚倾向于各自的小团体。

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交错复杂，不仅无法形成对国家整体目标的合力，反而使得国家的目标频繁地变化和妥协。在无尽的内耗与谎言中，英雄的热血渐渐冷却，百姓的心也变得麻木。

在印度，要消除封建生产关系和团结障碍，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漫长过程里，他未能抓住20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错过了20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的产业转移，错失了21世纪初的全球化，也即将失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

基础薄弱，使得印度面临的每一个机遇都显得动摇不定，难以掌握。这是现代印度所遭遇的最大挑战。然而，在弥补基础的同时又要奋力追赶，对于印度而言，这实在是艰辛无比。